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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PS:写作是个很好的游戏，也是个好消遣，后会有期！

    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三日，浙江上虞。

    深秋的阳光，斜斜照进谢晋老宅的天井，青石板上落满梧桐叶。

    赵鑫蹲在书房里，面前是一只红木书箱。

    箱盖打开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四个牛皮纸档案袋。

    每个袋子右上角，都有谢晋用毛笔写的编号。

    他伸手取出第一个，解开棉绳。

    袋子里是一叠厚厚的剧本手稿，封面四个字：《家的物理学》。

    翻开来，第一页上谢晋用红笔写着。

    “二零零零年九月三稿。与阿鑫讨论至此，方知家不仅是情感，更是力学：吸引、排斥、平衡、崩塌。人人都在这个家的物理场域里，无人能逃。”

    赵鑫的手指在那一行字上停住。

    那是八年前的事。

    谢晋来香港，两个人在清水湾的凤凰木下。

    两人坐了三个下午，聊的全是“家”这个字，还能往哪里挖。

    谢晋说，《家的生物学》拍的是血缘，《家的物理学》该拍什么？

    赵鑫说，拍那些把人拉近又推远的力量。

    谢晋听完后沉默很久，最后说：“阿鑫，你这个‘没拍完’，够我干到死。”

    他真的写了八年。

    赵鑫翻开第二袋。

    《家的伦理学》。

    扉页上谢晋写道：“当你承认家是应答，就必须追问应答失误了怎么办。宽恕比爱更难。此剧本，献给所有有家却形同没有的人。”

    第三袋。

    《家的谱系学》。

    谢晋在封面背后写了一行小字：“从个体到文明，从三十年到一亿六千万年。一个人站在山顶往下看，看见的不是祖坟，是整条河流。”

    最后一袋。

    《家的无人区》。

    赵鑫抽出来的时候，手顿了一下。封面上没有年份，只有一行小字：

    “献给这世上的孤儿。那些无人照拂、没有人爱的人。他们的家，到处都是无人区的荒凉。”

    他翻开手稿，第一页是谢晋手抄的一段话：

    “欧洲人说他们杀死了上帝，于是整个欧洲开始精神流浪。我们呢？家庙被砸烂的时候，连砖头都被搬走了。我们连流浪的路标都没有了。但人总要活下去。那些无人照拂的人，那些没有人爱的人，那些被遗弃在生活边缘的人，他们用什么当作家？”

    下面密密麻麻，全是修改的痕迹。

    有一页的边角，谢晋用红笔写着：“孤儿不是没有家，是家不要他们。这才是最深的悲剧。”

    赵鑫看着那行字，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手机响了。

    那头是谢晋的大儿子，声音沙哑：“赵先生，我爸走之前，特意让我把这箱东西交给您。他说，您知道该怎么处理。”

    谢晋是十月十八日走的，在老家上虞的宾馆里。

    去参加母校春晖中学百年校庆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就再没醒来。

    享年八十五岁。

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赵鑫说。

    挂了电话，他把四个档案袋重新放回书箱，扣上箱盖。

    站起来的时候，膝盖咔了一声。

    五十三岁的赵鑫，身体已不比当年。

    他走到天井里，抬头看那棵老桂花树。

    树很老了，比谢晋还老。

    风一吹，桂花的香气飘过来，淡淡的。

    他忽然想起一九八一年第一次见谢晋。

    那时候谢晋五十八岁，刚拍完《天云山传奇》，两个人坐在香港文化中心的小会议室里，聊了一下午。

    谢晋问他，你一个香港人，为什么拍民国那些事？

    他说，因为那些事还没拍完。

    谢晋听完笑了，笑得很慢，最后说：“阿鑫，你这个‘没拍完’，够我干到死。”

    如今二十七年过去了，谢晋真的干到了死。

    赵鑫抱着那个书箱，站在天井里，站了很久。

    他知道，谢晋这一走，带走的不仅是一个人。

    谢晋是第三代导演里，最后一个。

    他走了，第三代就没了。

    第三代没了，那个从战火中走出来的、背着家国情怀拍电影的年代，就彻底结束了。

    谢晋的电影见证着、推动着、鼓励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发展，一步一个脚印地留下反省的印记。

    他的作品，总是充满着人性、人情、人道主义精神，具有深刻的内涵和鲜明的个性。

    内娱，从谢晋手里交出来后，交到谁手里？

    交到那些拍古装戏说、拍婆媳大战、拍偶像言情的人手里。

    没有人再拍《芙蓉镇》了。

    没有人再拍《天云山传奇》了。

    没有人再拍《鸦片战争》了。

    没有人再问“家是什么”了。

    谢晋的人生大限，来得突然而又悄然。

    如几不可闻的风中叹息。

    二零一零年六月六日，香港清水湾。

    凤凰木开得正盛，满树红花，像一团燃烧的云。

    威叔站在树下，拿着软尺量那几个最大的叶苞。

    三十二点七毫米。

    他在本子上记下这个数字，然后蹲下来，看着那棵树。

    威叔今年才六十九岁，蹲下去的时候膝盖咔咔响，站起来也费劲。

    去年体检时，发现已是肝癌晚期。

    但他还是坚持每个月逢六的日子，把木盒打开，让那些东西晒太阳。

    木盒里的东西，已经一百二十三样了。

    他从食堂里抱出那个木盒，放在石板上，打开。一样一样往外拿：

    周伯的信、张爱玲的字条、小津安二郎的背影照、谢晋的《家的伦理学》手稿复印件、那瓣一九八一年的落花、槟城阿伯孙女的照片、法国那个女孩写的“爷爷，巴黎也有凤凰木吗”、李敖临走前写的那张纸条“赵鑫这人，我记住了”、谭咏麟那张船票复印件、邓丽君的永春童谣磁带、张国荣的笔记本……

    他把东西摊开，让阳光晒着。

    晒了一会儿，他忽然伸手，从木盒最底层摸出一张照片。

    那是周伯的阿珍，站在灶台前，手里端着碗，热气腾腾的。

    他看着那张照片，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然后他抬起头，看着那棵凤凰木，轻声说：“周伯，树长大了。三十二点七毫米。开花的时候，满树都是红的。好看。”

    食堂里传来脚步声。谭咏麟第一个走出来，手里拎着那袋橘子。

    他五十九岁，头发染得黑黑的，但步子没以前那么轻快。

    “威叔，尝尝。今天陈伯那摊的橘子甜。”

    威叔接过，剥开一瓣放进嘴里。嚼了嚼，点点头：“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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